作者：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正高级经济师 杨春光，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孟东军，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龙海，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张亮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优质资源要素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但与此同时，不少地方乡村发展出现了“凋零”问题。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较长时期“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是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方面面的全面振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加快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自力更生，也需要引导优质的资源要素从城市向乡村流动。
一、乡村资源要素单向流动带来的主要问题
资源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劳动力匮乏，产业不发达；人气不旺盛，消费力低下；社会治理弱，环境污染重等主要问题。
劳动力匮乏，产业不发达。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农民工进城务工，尤其是优秀人才大量流向城市，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匮乏，乡村振兴面临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的困境。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7185万人，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4714万、6392万、5470万和609万人。农村地区长期以种养业等传统产业为主，传统耕作粗放经营比较普遍，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不断激增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一些土地长期撂荒，加之缺少产业支撑，导致难以形成有规模、有质量、有品牌、有市场的农产品体系。
人气不旺盛，消费力低下。除了少数条件较好的村庄外，“空壳村”现象比较严重，有人说农村留下来的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妇女、儿童随着进城占比也越来越大，真正留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少村庄只是春节期间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身影，有的农户甚至一年四季“铁将军”把门，导致许多村庄缺乏生机与活力。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不足一半，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为10955元，且生存型消费占比偏高，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这成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基本现状。
社会治理弱，环境污染重。除了少数旅游村寨环境卫生得到很大改善外，大部分村寨污水乱排、垃圾乱扔情况比较突出，塑料袋等白色垃圾还未形成村收集乡转运的有效机制，村前门口垃圾“迎宾”问题比较普遍，农村环境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市。
二、乡村资源要素单向流动的原因剖析
乡村资源要素单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村增收渠道单一。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有特色的主产品，农产品基本都是自产自销，难以发展农村特色，向外拓展农产品市场存在很多瓶颈，又缺少高效的产业化组织支撑，致使在农村地区为农民提供的增收途径单一。其次是农村土地流转不畅。2016年我国农地流转途径有70%发生在农户与农户之间，仅有15.4%流转入农业合作社，8.4%流转入企业。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信息不畅、纠纷不断、资产不活等棘手问题，导致农地流转供需双方需求不匹配、价格差异明显、权益保护不到、转后耕作能力不足、土地效能利用不高，造成大量的土地低效闲置和浪费。再次是污染防治滞后造成城乡人居环境形成较大反差。由于污水和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且城乡环境治理的人均公共投入失调，导致农村环境治理困难重重。第四是支农惠农政策缺乏定向精准。虽然目前支农惠农政策种类较多、力度较大，但是支农惠农政策大部分是以承包土地面积兑现的，种不种、种多种少、种好种坏没有多大差别，缺乏定向精准，没有将支持优惠施放在引导什么、鼓励什么、发展什么上，致使农民规模化高质量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第五是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缺乏政策保障和监管机制。资本下乡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但由于缺乏政策保障和监管机制，造成非农化、非粮化、农村社会纠纷增多等问题，使得工商资本深度参与乡村振兴遭受多方阻碍。
三、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短期内要实现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无法完全规避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壁垒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制度性供给来矫正市场，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加快实现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注重规划引领和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乡村振兴必须搞好战略规划，战略规划中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导向。特别是产业发展规划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服务兴农、品牌兴农。二是体制机制创新要更多把关注点转向城乡之间的融合渗透、良性循环和功能耦合上，切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如因地制宜地建立一些公共营销平台和科技服务平台，避免无效供给的情况发生。
第二，完善土地合理流转保障“三权”利益均衡
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是农村的宝贵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到二、三产业就业，因此要着重加强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权利保障。一是要保障农户承包权的既得利益增长，应主要体现在价值形态，而不是僵化的产权形式和具体的实物形态，要合理引导农民意愿和适合自身能力的发展方向。二是要强化集体所有权的话语权，特别是对荒芜土地的处置权。三是赋予新型经营主体更多的土地经营权，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要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以保障“三权”分置利益均衡，做大做优农村这块蛋糕。
第三，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
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关键是要降低资源要素进入农村的成本，而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改善修复与提档升级是降低进入成本的重要举措。一是公共资源要优先配置农业农村发展，着力提升农村水、电、路、讯、医、养、商、气等与生产生活配套的设施水平，以构建与现代产业相衔接的农村硬件基础设施环境。二是依托信息技术，强化公共服务的及时性，以构建与现代产业相衔接的农村公共服务环境。三是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首先要解决好有钱管、有设备管、有人管的基础性问题。其次是做好农村绿化美化亮化和生态环境提档升级，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与现代生活相衔接的农村居住环境。
第四，激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又是受益者，必须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一是通过培智扶志解决“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的观念和动力问题。二是通过精准定单式的培养培训，解决好“我要振兴”的技能和本领问题，使农民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能致富的一技之长和看家本领，使农民安心农村、热心农业，发自心底把“农民”当成一份光荣的职业。三是着力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硬件建设水平，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扶智扶志等。
第五，支农惠农政策要精准聚焦产业发展
目前全球农业产业基本都是依靠政府的重点支持，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共同政策长期坚持的重要基础，农场主的平均收入有60%来自政府的支农补贴，其余来自农业的经营收入。因此，在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基础上要聚焦农村优势产业发展。一是支农惠农政策应从以承包地面积为基础的“大水漫灌”逐步调整到以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的“精准滴灌”上，促进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二是要创新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让农民在为城里人“搞绿”，为全国人民“搞饭”的同时，也能为自己“搞钱”。
第六，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
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农村发展最缺乏的仍然是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为持续地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一是支持鼓励具有故土情结、家乡情怀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带动就业。推动成功人士回乡，关键要营造优质的平台和环境。如进一步降低农村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释放创业创新活力；对回乡创业项目加大政策支持，强化融资服务、场地扶持、培训服务，建立创业风险防范机制；积极吸收回乡成功人士进入乡村治理组织，最大限度发挥他们在农村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工商资本到农村创新创业。推动工商资本下乡，要鼓励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机构创新开发农村金融产品，为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要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企业和资本下乡的指导意见，既要充分发挥工商企业和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能量和积极作用，又要设立政策防火墙，防止下乡企业和资本侵害农民利益，危害耕地和粮食安全，克服工商资本下乡与民争利的矛盾，形成城乡产业要素的共生关系。三是应积极推动城市居民融入乡村。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居民融入乡村享受田园生活，带去城市文明，长期租用农村空闲农房和创新开发农地资源以进行创业，为农村新消费、新投资、新业态带来新机遇，激发乡村消费市场、资本市场、资源市场的崛起。
（本文由2018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支持：贵州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8dz04）,贵州省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研究（2018dz03））
